出自清·文南纪《经验神方》

　　文/李宾
　　己亥末，庚子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肆虐神州大地。随着瘟疫一天天无情地蔓延，关于疫情的各种讨论也争论不休，病毒来源是人为还是自然变异，治疗方法是西医好还是中医更佳？疫情是最好的魔法镜，在疫情面前，我们崇敬无数白衣天使的“最美逆行”，也憎恶谣言制造者的无耻动机，更痛恨那些制假售假者。
　　每临大事有静气。越是关键时刻，越是要敬畏自然、尊重常识、尊重科学。早期西医治疗效果并不佳，再加上武汉医疗资源的挤兑，情况急转直下；2月14日，中医治疗介入后，同时全国医疗资源紧急驰援，无论重症病人还是轻症转重症情况都得到了很好的缓解。
　　简单地说，西医是治人生的病，而中医是治生病的人。中医有几千年传统医学的经验积累，而西医有现代科学，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理学，尤其是基因科学的理论与技术支撑。因此，这个时候单纯的“唯中医化”还是“唯西医化”，都是极不负责任的。如果没有现代基因技术的帮助，就根本破不了南京28年前的命案（注：疫情期间，通过凶手的Y染色体基因图谱比对，一举破获了南京28年前的命案）；而根据权威专家的判断，现代西医医学对如此复杂的人体生命运动的客观认识不及5%，如果我们将人的生命单纯的交给这有限的5%的西医知识，完全排斥具有数千年传承的中医经验，也是极不明智的。故而，西医医生们常常自嘲道：偶尔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
　　对于中西医之争辩，此处暂且省略10000字。而关于酒与健康的争论，也是由来已久，众说纷纭。因此国际营养科学联合会（IUNS）和中国营养学会对人们的权威健康建议均是“戒烟限酒”，而不是“戒烟戒酒”，也是间接地肯定了“适量饮酒有利于健康”。美国对烈性酒的管理非常严格，我们在查阅了2000—2015年美国居民的膳食指南，除2010年外，均提倡适量饮酒。
　　本文笔者拟迎难而上，一举终结“饮酒是否有利于健康”这个掀翻了无数友谊小船的百年争论。首先声明，笔者曾有专业学医经历，当然也从事酒文化研究多年，因此对“医”与“酒”，也更多了些亲身的跨界实践，有些道理是要靠对自身身体的“内省”，慢慢“悟”出来的，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李时珍写《本草纲目》时，要遍尝百草，以及很多医家一定要用自己的身体做实验的原因吧。
　　医酒同源
　　中国传统医学几乎是与酒相伴相随的。因此，汉字“医”，繁体字写作“醫”，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认为:“醫,治病工也。”左上部分的“医”，是指外部创伤（本义是指受了箭伤），右上部分“殳”指以按摩、热敷、针刺等治病时的动作，下半部分的“酉”，本义指酒。综合起来就是：受伤之后，通过按摩、针刺等手段，再内服外敷酒，以达到治愈的目的，称之为“醫”。当然，近期也有网红图把“殳”指“疫”，这是属于文字新解，也算是古人造字的智慧吧。
　　汉代班固在《汉书·食货志》中称“酒为百药之长”；唐代药王孙思邈对酒有“少饮，和血益气壮身御寒，辟邪延秽”之说，并在《千金方》中写道：“一人饮，一家无疫；一家饮，一里无疫。”元代忽思慧的《饮膳正要》对酒的概括论述为：“酒味甘，辛，性热，主行药势，杀百邪，通血脉，厚肠胃，消忧愁。”古代中医认为，“酒为水谷之精，味甘辛，其性热，其气悍，无所不至”；具有“杀百邪恶毒气”“除风下气”和“以酒治疾”等功效。这些论述都是古代先人对酒在医学和生活实践中的概括和总结。
　　据西晋学者张华《博物志》记载:“王肃、张衡、马均三人，冒雾晨行，一人饮酒，一人饱食，一人空腹；空腹者死，饱食者病，饮酒者健”；正所谓“酒势辟恶”也。无独有偶，当聊到这个话题时，酒界泰斗周恒刚之女周心明老师也给我讲述了她的亲身经历，原文抄录如下：
　　“向您讲述我的个人经历：疫情初起，我开启了喝高度酒的节奏，自我体内‘消毒’，缘于父亲曾对我说，在卫生环境堪忧处用餐，一定喝点高度酒或吃大蒜，抗菌消毒。我曾有一次在内蒙吃烤肉，烤至七成熟的肉还渗着血水，当地人说这是最好的火候。我被劝酒喝了不少（想起父亲的话，我得多喝点酒，这肉没烤熟，需杀菌消毒），而陪同司机没法喝酒，第二天司机在回途中，见休息站就跑厕所（说肠胃不舒服），喝酒了的其他人却并没有不适。我经常参团旅游，旅友们习惯用开水烫洗碗筷，我则比他人多两招（酒和大蒜）做健康‘屏保’。简单易做受益终身。我相信酒内服除菌杀毒，但我不懂医学原理与这个的关联性。”
　　周老师很谦虚，却最充分地汲取了古人的智慧。清代著作《经验神方》中记载：“凡遇瘟疫盛行之时，若出门走东过西，须饮酒几杯，然后出门。回家之时亦当饮酒几杯，然后方可食别样物件，自然气壮绝不染瘟，但不可至醉。如不能饮酒者，出入可食姜蒜，或将蒜塞在鼻内亦可甚妙。”
　　当然，更精确的医学原理，我们确实还需要更进一步探索。言归正传，酒与健康的关系，我们认为，可归纳为以下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