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餐的现代餐饮礼仪，特别是座次和空间，其实与饮酒的次序相互规定和影响。古代宴饮多是方桌，而民间更流行的是所谓“八仙桌”，每面两个人。古代的房屋坐北朝南，厅堂以北为尊。其次，在同一直线上，左手为尊（或曰东为尊）。
　　——谷继明 同济大学哲学系教授
　　鲁迅关于魏晋风度与药与酒的文章突出了“名士风度”的现实际遇，饮酒既为名士吃药后的生理需求，自然也不应忽视饮酒本身所蕴含的独特魅力，而使诸位名士沉醉其中，既可以说酒成就了名士，亦可以说名士赋予了酒以“自觉”，从而使中国名士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旷达自适的高度，为隋唐以降的诗酒文化与恢宏气象注入了不竭的文化血液。
　　——高瑞杰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真”以其丰富的内涵贯穿了陶渊明各个时期诸多作品的不同语境，成为我们把握陶渊明思想精神的重要概念。陶渊明将“真”构造为：作为淳朴风俗与理想社会的真俗；作为心灵本真和精神境界的真心；以及蕴含宇宙大化之本质和诸种价值之根源的真意三种理论形态。基于“真”，陶渊明思想的种种面向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他的理论体系也获得充分的展开。
　　——高源 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博士
　　先秦典籍中的很多“彝”字，有“常”一类的意思，在两周金文与礼书中，“彝”又是礼器之共名，汉晋以来，甚至许多学者认为“彝”就是酒器的总名。《说文解字》谓“彝，宗庙常器也”，就是将这两种常用意义结合起来加以解释的。何以宗庙礼器与“常”义相关，我认为“彝”字的造字本义，当是束刍狗、刍灵陈祭，其语义核心是“陈列（神像）”。
　　——郭永秉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味之美者莫如酒”，是清代“酒痴”郑板桥的肺腑之言，生动表达了中华文化对酒的喜爱，也深刻折射了我们的先哲先贤对酒的理解。酒是华夏农耕文明的伟大创造和影响千年的历史结晶，它接引也哺育了中华民族仰观俯察的人文开化与成长，它还为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提供了辛甘纯美的血气激励，酿造了无数慷慨激昂之士念兹在兹、心向往之的永恒乡愁，更揭示了“我饮故我在”的性命真谛与“无待”的自由。
　　——胡发贵 江苏省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
　　酒之气韵，实则是在心物相融的场域之中的既创生又顺承的生命节律。酒香宛若乐章的旋律，在时间中依次铺展，然既定之程式，终因预见而失色。“酒之气”往往以酒酣展现抉择与心灵的挣扎，不断刺破并拓宽固有的认知与意志的边界。体味“韵”即是将突破常规认知与预设框架的灵感之气，熔于一炉，锻造出独特的品味韵律。探寻人性的本真与自由，方为酒艺之根。
　　——洪兆旭 西华师范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
　　饮酒本身也有二重性，即醉与未醉，但是，醉才是在完全意义上实现了酒的存在意义，因为醉实现了欲望与理性的统一，自然与精神的统一。在醉的状态中，人与世界、人与他人，以及人与自我不再处于分裂或分离之中，而是达到了一种统一，尽管只是短暂的或临时的。
　　——荆晶 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周天子犒赏有功诸侯之时，所赐品物中有“秬鬯一卣”。类似记载，屡见先秦典籍。秬鬯之为酒之特品，但其用途非为人饮，而专用以通神，此或即周天子赏赐功臣此物之用意，即使其以此酒用以本国祭祀，或以告慰祖先。此种以酒通神之操作，正反映了古典术数知识传统中对于天人关系与构造的基本想象。
　　——匡钊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九品中正制背景下，出身门阀的士大夫群体在社会上逐渐形成崇尚任率的生活态度，并以此为达到“德义之理”。竹林名士继承汉末以来的任率传统，援引《庄子》赋予其玄学意义，并以饮酒为其群体精神行为的象征。门阀士风就是在这两种玄学的交互作用下推进的。
　　——李磊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布袋戏是中国南方的传统戏剧，属于偶戏的一种。其中金光布袋戏中提及的“风月无边”酒尤具有特殊的意义，蕴含着思乡的情感、兄弟的情义，以及江湖的快意恩仇。戏剧中的“酒”不具有味觉与嗅觉的效果，但透过视觉与剧情，使现实与虚拟在醉与醒之间达到了共存的状态，或许这就是“酒”的其中一项重要价值。
　　——李明书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研究员
　　《大酒商》作为泸州作家刘廷远的代表作之一，以其地方视角和深刻笔触，揭示了酒与地方现代性之间的复杂关系。小说通过描绘主人公在酒业中的奋斗历程，展现了城市化、工业化、商业化进程对地方社会的深刻影响。在这个过程中，酒不仅是经济产业的象征，更是地方文化、社会变迁的重要载体。
　　——罗文军 成都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