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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泸同行 风华圳茂
文章字数：7,184
深圳与泸州，因一杯美酒而相逢
文/董洪良
时光是最为醇厚甘甜的美酒。倘若时光能够倒流，那么，镜头下特写的某刻，则似最为动人、最美和最为晶莹的琼浆一滴。
明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当取“革故鼎新，去危为安”之意的广东新安县（今深圳）设立之际，“鼎新”的春风同时掠过新安、泸州两地，让这两座城市因时间轴线的交叉和美酒的沁润而文脉相连，敢“破”敢“立”的禀赋与气质，使得这两座城市具有别样的诗意，厚重且独特。
是年，经南头乡绅的提议，在广东海道副使刘稳的支持与筹划下，新安县从原来的东莞县析出。而在泸州城南的龙泉井旁，卸甲归乡的武举人舒承宗正在创新性地护泥筑窖——这位从陕西略阳归来的将领，正将西北边关的粗狂与巴蜀大地的灵秀糅合进五渡溪的黄泥中，将军事谋略转化为酿酒智慧，创建了“舒聚源”作坊，让“续糟配料”的技艺雏形得以初现。
舒承宗，四川泸州人。他是继郭怀玉、施敬章等大师之后，泸州大曲酿造工艺在明代中后期代表性的集大成者。他曾中武举，并于陕西略阳做武将。返回泸州后，他多方学习酿酒技艺，探索酿酒方法，在虚心求教其他酿酒技师的同时，广泛搜集万年酒糟、泥样等酿酒材料。经过多方比较，反复尝试，舒承宗探索总结了从窖藏储酒到“配糟入窖、固态发酵、泥窖生香、陈酿老熟”的一整套大曲酒工艺技术，并采取家族式的传承方式，使得浓香型大曲酒的酿制进入“大成”阶段，为后世流行于全国的浓香型白酒酿制工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明代宽松的酒政，让市井巷陌布满了酒楼茶肆，飘满酒旗。特殊的地理环境，注定了新安县海防军事的重要性，因此，除了迎敌壮行和将士凯旋后为激励三军而饮酒之外，官署接待用酒及民间饮酒亦早已走入寻常百姓家。据清康熙广东《新安县·公署志》记载，其官署接待用酒制度，乃“宴飨之仪，酒三行”。民间节庆饮酒习俗，则是“尊长率幼拜祖先毕，序饮椒酒”。在《典礼志·祀典》记录的祭祀仪式中，酒为重要祭品。社稷、山川等祭祀需用“奠酒”，到了春秋之际祭文庙之时则会用到爵、尊等酒器，流程上严格遵循“献酒-受胙-饮福”程序。这一点，与植根于中华传统文明和文化的泸州，同出一脉。
正因如此，当“舒聚源”酒坊酿出第一坛飘香的美酒时，广东新安县的“乡饮酒礼”正演绎着酒礼与同根的乡愁。清康熙《新安县志》记载：“每岁正月望、十月朔于明伦堂行礼。府县以正印官为主宾，以致仕官为之僎，择乡里年高有德者介……司正以教职为之，主扬觯以罚失仪者；赞礼、读法以生员为之……”《大明集礼》中的伦理秩序，正在觥筹交错间流转。而舒承宗在泸州城南的创造，则为这种美酒带来的欢愉注入了技艺的深度。泥窖的包容与酒礼的规训，恰似中国酒文化的两重奏——前者继续孕育着微生物的迭代生香，后者规范了人伦的文明尺度。
除此以外，作为商贸聚集地“墟市”的“深圳墟”，不仅承载着城市商品流通场所的功能，而且还是明清酒类在广东新安县地作为商品交易的史证。每逢农历二、五、八日的“墟日”，深圳墟内“三街六市”类商品在内的日用品交易，繁荣至极。历经452个春秋更迭之后，昔日的广东新安县如今早已更名为深圳，雄踞南部海岸，背靠粤港澳大湾区。它年轻、现代又科技，代表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和创新精神；而泸州立于“成渝双城经济圈”的腹地，凭借绵延千年的酒文化与丰富的历史积淀，成为中国唯一一座酿造幸福的城市——“中国酒城，醉美泸州”。
因此，1573年对深圳和泸州而言，已经不再仅仅是个符号和时间概念。相反，却是对于“鼎新”和开创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与时代的“创纪元”记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无论是深圳从海疆一域发展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地，还是泸州老窖先祖舒承宗始建窖池开始，其酿酒技艺从家族秘传到入选非遗名录，实际上都体现了一种对于求新求变的认知和对创新的执着与坚持！同样，这也是这两座城对待时间哲学的一种态度——人们对于“去危为安”的祈愿和对“酿造幸福”的追求，似乎总同出一理，亘古不变。
公元1573年，这里开始闪耀
文/杨琳 汤小琴
珠江，生来不羁，一江三源头，各成一派，终在南海迟迟相逢。充分的雨量供给，巨大的地势落差，造成了珠江区别其他大江的特点——“八门入海”。
最靠东的那条，正是虎门水道——它像一根伸出的食指，隔着伶仃洋里的浅滩，指向南头古城。七百多年前，文天祥兵败被俘，途经南头古城南部沿海，留下了“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慨然一叹。南头古城距离伶仃洋东岸仅一公里，从这里出发，历经1700余年的沧桑巨变，终于诞生出了一个举世瞩目的城市——深圳。
世界浪潮震荡下的“南头”
据文献记载，今深圳辖地，早在三国时期就出现了城镇。东晋咸和六年（331年），析南海郡东部设东官郡、置宝安县，两者治所位于今深圳南山南头古城一带，此为深圳地区建县之始。唐朝时期宝安县改名东莞县，此后八百年间再未改变。直到明朝万历元年（1573年），这个地区迎来了新一轮生机。
珠江的天然造化——八个入海口，让珠三角中的任何一座城市都可以成为直通世界的海港，因此，位于中国地理边缘、中央权力边缘、中原文化辐射边缘的岭南大地，在历史长河中，创造出了鲜明的岭南文化、海洋文化、改革开放文化，成了中西交流融合的一个窗口。
中国的航海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人们利用木筏、独木舟进行近海活动。在早期的行政区划管理中，海洋制造了天然的边界，近海海域的边界划分并未构建。直到明代，沿海省际、县际之间的海域边界才基本得以划定。
海域边界意识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回望中国的航海史，汉代以来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北宋时期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为中华民族走向海洋做了充分的准备。直至15世纪上半叶，中国航海史中出现了一个高峰——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而在半个世纪以后，迪亚士发现好望角、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麦哲伦船队完成环球航行，宣告“地理大发现”时代到来。
当资本主义萌芽逐渐从大陆走向海洋，然后蔓延至全世界，进而引发长达几个世纪的攫取海上霸权和海上扩张，位于珠江口的“南头”，在世界浪潮的震荡下，被时代的巨变推上潮头。
公元1573年，置县新安
珠江口海岸线曲折漫长，沿海岛屿星罗棋布，是作为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代表的古代海外贸易的重要走廊。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最为繁华，“市舶司”的完善，“公凭”的发放，推动着经济重心南移。
海上贸易的发展推动了沿海地区经济的繁荣，在山地多耕地少的沿海地带，一直存在着“走私”。1381年，明太祖朱元璋正式颁布海禁政策，目的在于切断民间与海外的经济联系，遏制敌对势力勾结。而这条禁令，在此后的几百年封建统治中，持续影响着中华文明的走向。
位于珠江口的南头一带，经常受到倭寇、海盗和番夷的不断骚扰，此地区也愈来愈显示出重要的战略地位。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朝廷在南头建立了东莞守御千户所，但震慑效果甚微。常年来的各种骚扰和战乱，致使南头百姓苦不堪言，直到隆庆六年（1572年），一个叫作刘稳的人出现，让南头有了转机。
刘稳时任广东参政兼提刑按察司副使，负责广东海疆的防御及安全。隆庆六年，刘稳来到南头，南头父老推举为人正直，经常为乡民排忧解难的乡绅吴祚向刘稳请求建县。吴祚陈情当地百姓的疾苦及图求保障的心愿，刘稳听后深受触动，行文呈总督两广军务兼巡抚、广东兵部右佥都御史殷正茂，经殷总督批准转奏朝廷。
明万历元年（1573年），明朝廷正式置县新安，县治设在南头古城，意为“革故鼎新，去危为安”。新安县辖地包括今天香港全部、深圳大部及东莞小部分地区，县治就设在南头。
在南头城参将府遗址出土的明朝万历年间刻制的《重修参将府碑记》，立碑时间为明万历癸未年（1583年），其中记载了明代东南沿海深受倭寇的侵害，为防倭患，在新安设立了南头寨，其最高长官为参将，以及参将府在万历十一年重建的情况。而在明万历九年（1581年）刊印的《苍梧总督军门志》所附海图中，清晰可见左上角标注了南头寨的位置，以及南头寨前海水域的标注：凡西洋船由此出入，可见这里不只是扼守珠江口的重要军事堡垒，更是中外船舶出海的交通要塞。
“粤东首郡，港澳源头”
在新安建县同一年，两艘“马尼拉大帆船”满载中国丝绸、棉布、瓷器等货物驶向墨西哥。而后成立的东印度公司，推动了中国瓷器在海外的繁荣。也是在1573年，广州于每年夏秋两季举行定期贸易集市（又称“定期市”），该项集市活动延续70年之久，“定期市”被史学家誉为中国最早的“广交会”。
明朝末年，新安县经历了多次开海和禁海调整，到清康熙元年（1662年），新安县域三分之二的地方被划入海禁范围，新安县名存实亡，后于清康熙八年（1669年）复设，但已难复繁荣盛况。而本属于新安县的香港，在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政府割让香港，直至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
在经历了迁海与复界，见证了割让香港的屈辱历史后，新安县于1914年1月，全国行政区域整编后复称宝安县。
1979年3月，广东正式撤宝安县，设立深圳市。
198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成立。而后的四十余年间，深圳以其惊人的发展速度和创新精神蜕变为一座国际化大都市，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之一，正所谓“粤东首郡，港澳源头”。
或许这一切都可以从公元1573年设县新安说起，但历史无法回头，只是让潮水不断向前奔涌。就以一杯泸州老窖酒，敬中华民族从陆地走向海洋过程中经历曲折仍不懈追寻，敬公元1573年人类世界中所发生的那些壮举与奇迹。
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县
文/丁时照 整理/谢若兰
我一直认为，新安县是中国历史上的独一无二。我国有两个新安县，一在河南，一在广东。一个已经消失了，一个依旧奔流不息。
消失的新安在广东，具体而言，辖地包括今天的深圳及香港地区。由于倭寇与海盗频频侵扰东南沿海，明朝开始实行海禁。经南头乡绅的提议，在广东海道副使刘稳的支持与筹划下，明朝万历元年，从东莞县析出新安县。
广东新安县虽然已经名之不存，却以一县之境的母体，产生了两个世界级的大都市——香港和深圳。香港的特点是开放，深圳的特色是改革。深港两地的文化基因有迹可寻，都指向历史上的新安。
“新安”之名取“革故鼎新，去危为安”之意。以现今的眼光视之，新安有两重含义，一是安全观，二是改革观。香港的开怀向洋，深圳的改革创新，或许与此有关。
新安建县于明朝万历元年，属于公元1573年。要记住这个时间，可以参照泸州老窖旗下的一款白酒品牌——国窖1573。也是在这一年，泸州老窖始建酿酒窖池群。既无岁月可回头，且敬时光一杯酒。
深圳自古都是边防重地。有防必有攻，攻防谓之战。所以，作为海疆的历史深圳，一直不消停。明清两代，这里发生了两场海战，皆大快人心。明代是屯门海战，清代是九龙海战。
屯门海战发生在明代，它的指挥者，是时年56岁的广东海道副使汪鋐。“屯门”北起深圳南山区，南至香港九龙半岛沿海大部分，包括前海湾、后海湾、伶仃洋等，是“佛朗机”（明代对葡萄牙人的称呼）最初占据的地方。
葡萄牙的战船体形巨大，火炮射程远，命中率高。汪鋐在南风大作的一天，率军士4000人众，船只50余艘攻打葡人船队。先将填有膏油草料的船只点燃，火船快速冲向葡人船只，迅速燃烧起来，葡人大乱。汪鋐趁机派人潜入水下，将未起火的葡人船只凿漏，葡人纷纷跳海逃命。汪鋐命军士跃上敌船与葡人厮杀，葡人大败。最后剩下三艘大船，趁天黑逃走，中国收回被葡人盘踞的“屯门岛”。其后20年间，中国典籍中再没有佛朗机侵扰广东沿海的记录。
屯门海战打响了中国人民反抗西方殖民者侵略的第一枪，也是第一次取得胜利。最主要的是，汪鋐仿制佛朗机炮装备明军，实现了武器的迭代式升级，是中国最早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人。九龙海战发生在清朝，它的指挥者，是大鹏营参将赖恩爵，领导者是湖广总督、钦差大臣林则徐，对手则是英国海军上将查理·义律。
在中英问题上，义律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它因鸦片贸易问题，促使英国对清廷宣战，引发第一次鸦片战争。他派兵占领香港，在岛上升起英国国旗，出任香港行政官。1839年9月4日，义律率领兵船2艘、货船3艘到九龙海岸以索食为名，炮击九龙山师船。正在巡洋的大鹏营守将赖恩爵受到出其不意的攻击后，随即指挥水师船和九龙炮台开展反击，义律乘坐的“路易沙”号主帆被击中“在漩涡中滚转，夷人纷纷落水，各船始退。”下午5时，义律又调来主力舰“窝拉疑”号及武装船“威廉姆堡”号参战，丝毫没占到便宜。下午6时30分英船逃回尖沙咀，九龙海战以我方的大胜而告终。道光皇帝在奏章上朱批四字：“可嘉之至”。
九龙海战是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系列反侵略战争中的第一仗。赖恩爵将军的故事远未休止。九龙海战后，他因战功升任南澳镇总兵。1841年，英军对虎门要塞发动总攻，年逾六旬的守将关天培和400多名将士一同殉国。赖恩爵继任广东水师提督，皇帝连下三道圣旨，召其进京，他三次上表辞谢。
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由中英双方于1842年签订，标志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束。该条约主要规定了中国开放新的通商口岸、割让香港岛等内容，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关税主权，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848年，赖恩爵病逝，终年53岁。道光皇帝闻讯，谥封为“振威将军”。他的府第——赖府的大门额上至今贴有道光皇帝御笔钦题的“振威将军第”。大门两旁贴有道光皇帝御赐对联“秀一鹏山开泰运重班凤阙迓鸿庥”。作为保家卫国的赫赫武将，看到朝廷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他深感奇耻大辱。在去世前，他将子孙叫到床前，留下遗训：“吾忧朝廷腐败而忧，吾乐收回香港而乐！”
经过148年之后，也就是1997年6月21日，散居世界各国的百多位赖氏后人，不忘祖训，纷纷回到大鹏古城。在赖恩爵将军第，悬挂了一幅红色牌匾：“还我祖愿”。9天之后，香港回到了祖国怀抱。时间如刀，减去多余，留下精粹。
作者简介：丁时照，深圳报业集团党组书记、社委会社长。
1573年的世界与中国
文/纪连海 整理/牟雪莹
理论上说，与任何一年一样，1573年，也应该是历史上极为普通、平凡的一年——无论是中国史也好，世界史也罢。但实际上，1573年却是历史上热闹非凡的一年——无论是中国史也好，世界史也罢。
在中国，前一年即位为帝的明神宗朱翊钧在这一年改元万历，从此开始了中国明朝的万历时代。万历元年，明朝的战事不多，此时的中国，大体安享和平。天下承平日久，社会日益繁盛，这本是开国皇帝朱元璋极为乐见的局面。
但与朱元璋所期盼的那种自给自足的乡村社会不同，此时的明王朝已经繁衍成为一个城市商业社会。由于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日益松弛，使得商品经济不仅仅在城市和乡镇扩张，同时也蔓延到乡村。这一时期，白银几乎成为一切经济活动的润滑油和助燃剂，使得庞大的农业帝国内出现了一个相对成熟的商品社会。而能够证明这一点的最好证据就是泸州老窖恰好是从这一年开始形成规模酿酒窖池群而流传至今，最终成就了中国著名的白酒品牌——国窖1573。
我们由此可知，1573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矛盾的时代。问题在于，这一年的世界怎么样了呢？
这一年，世界的主要国家在动荡中前行。动荡的结果，世界的格局得以完全改变——只是，当时的人们不知道而已。
波托西的崛起见证了
贪婪的西班牙最为繁盛的时代
欧洲经济的变化，首先要从新航路的开辟者西班牙说起。1492年哥伦布航海来到美洲之后，西班牙人征服了地广人稀的美洲地区，并在这里肆无忌惮的抢金夺银。16世纪中叶，玻利维亚中南部海拔5000米的波托西山发现了富有的大银矿，引起了震动全欧洲的、持续两个世纪之久的“白银热”，高原之城波托西也随之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之一。仅仅28年，波托西的人口从1545年的1.4万人增至1573年的12万余人，与当时伦敦的人口一样多。从16世纪中期至18世纪中期，波托西是美洲大陆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中心之一。
安土桃山时代的到来证明了
封建时代的日本统一尚需时日
安土桃山时代是1568年至1600年之间的日本历史，又称织丰时代，是织田信长与丰臣秀吉称霸日本的时代。以织田信长的安土城和丰臣秀吉的伏见城（又称“桃山城”）为名。此时，日本出现了强大的军事领导者。1573年，织田信长战胜了当地的大名，放逐了最后一个足利将军，开创了历史上的安土桃山时期。
法国的战争体现了
宗教宽容原则的艰难
1573年，法国蒙彼利埃的天空中出现了一个肩膀上披着世界地图的人，嘴里喊着Vigilate&Orate（拉丁语，意为警惕和祷告）。胡格诺战争，是法国各派政治势力围绕天主教派同新教胡格诺派之间的对抗而引发的战争。战争从1562年到1598年断断续续地进行，主要的共有7次。这些战争是两大教派的封建主们借着宗教纠纷而掀起来的，实质上则是为了争夺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胡格诺战争让正处于上升期的王权濒临崩溃，贵族分裂势力抬头，使法国进入无政府状态时期。但战争结束后，王权得到振兴，为法国后来的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同时，战争也给法国经济带来了严重破坏，造成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商业停滞等问题。
不管如何，1573年的世界在动荡中前行，但是从那个时候留给我们的似乎只有眼前的这杯酒。
(注：本文根据2011年3月6日“1573的世界与中国”国际研讨会上纪连海演讲整理，较原文有删改）
文/董洪良
时光是最为醇厚甘甜的美酒。倘若时光能够倒流，那么，镜头下特写的某刻，则似最为动人、最美和最为晶莹的琼浆一滴。
明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当取“革故鼎新，去危为安”之意的广东新安县（今深圳）设立之际，“鼎新”的春风同时掠过新安、泸州两地，让这两座城市因时间轴线的交叉和美酒的沁润而文脉相连，敢“破”敢“立”的禀赋与气质，使得这两座城市具有别样的诗意，厚重且独特。
是年，经南头乡绅的提议，在广东海道副使刘稳的支持与筹划下，新安县从原来的东莞县析出。而在泸州城南的龙泉井旁，卸甲归乡的武举人舒承宗正在创新性地护泥筑窖——这位从陕西略阳归来的将领，正将西北边关的粗狂与巴蜀大地的灵秀糅合进五渡溪的黄泥中，将军事谋略转化为酿酒智慧，创建了“舒聚源”作坊，让“续糟配料”的技艺雏形得以初现。
舒承宗，四川泸州人。他是继郭怀玉、施敬章等大师之后，泸州大曲酿造工艺在明代中后期代表性的集大成者。他曾中武举，并于陕西略阳做武将。返回泸州后，他多方学习酿酒技艺，探索酿酒方法，在虚心求教其他酿酒技师的同时，广泛搜集万年酒糟、泥样等酿酒材料。经过多方比较，反复尝试，舒承宗探索总结了从窖藏储酒到“配糟入窖、固态发酵、泥窖生香、陈酿老熟”的一整套大曲酒工艺技术，并采取家族式的传承方式，使得浓香型大曲酒的酿制进入“大成”阶段，为后世流行于全国的浓香型白酒酿制工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明代宽松的酒政，让市井巷陌布满了酒楼茶肆，飘满酒旗。特殊的地理环境，注定了新安县海防军事的重要性，因此，除了迎敌壮行和将士凯旋后为激励三军而饮酒之外，官署接待用酒及民间饮酒亦早已走入寻常百姓家。据清康熙广东《新安县·公署志》记载，其官署接待用酒制度，乃“宴飨之仪，酒三行”。民间节庆饮酒习俗，则是“尊长率幼拜祖先毕，序饮椒酒”。在《典礼志·祀典》记录的祭祀仪式中，酒为重要祭品。社稷、山川等祭祀需用“奠酒”，到了春秋之际祭文庙之时则会用到爵、尊等酒器，流程上严格遵循“献酒-受胙-饮福”程序。这一点，与植根于中华传统文明和文化的泸州，同出一脉。
正因如此，当“舒聚源”酒坊酿出第一坛飘香的美酒时，广东新安县的“乡饮酒礼”正演绎着酒礼与同根的乡愁。清康熙《新安县志》记载：“每岁正月望、十月朔于明伦堂行礼。府县以正印官为主宾，以致仕官为之僎，择乡里年高有德者介……司正以教职为之，主扬觯以罚失仪者；赞礼、读法以生员为之……”《大明集礼》中的伦理秩序，正在觥筹交错间流转。而舒承宗在泸州城南的创造，则为这种美酒带来的欢愉注入了技艺的深度。泥窖的包容与酒礼的规训，恰似中国酒文化的两重奏——前者继续孕育着微生物的迭代生香，后者规范了人伦的文明尺度。
除此以外，作为商贸聚集地“墟市”的“深圳墟”，不仅承载着城市商品流通场所的功能，而且还是明清酒类在广东新安县地作为商品交易的史证。每逢农历二、五、八日的“墟日”，深圳墟内“三街六市”类商品在内的日用品交易，繁荣至极。历经452个春秋更迭之后，昔日的广东新安县如今早已更名为深圳，雄踞南部海岸，背靠粤港澳大湾区。它年轻、现代又科技，代表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和创新精神；而泸州立于“成渝双城经济圈”的腹地，凭借绵延千年的酒文化与丰富的历史积淀，成为中国唯一一座酿造幸福的城市——“中国酒城，醉美泸州”。
因此，1573年对深圳和泸州而言，已经不再仅仅是个符号和时间概念。相反，却是对于“鼎新”和开创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与时代的“创纪元”记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无论是深圳从海疆一域发展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地，还是泸州老窖先祖舒承宗始建窖池开始，其酿酒技艺从家族秘传到入选非遗名录，实际上都体现了一种对于求新求变的认知和对创新的执着与坚持！同样，这也是这两座城对待时间哲学的一种态度——人们对于“去危为安”的祈愿和对“酿造幸福”的追求，似乎总同出一理，亘古不变。
公元1573年，这里开始闪耀
文/杨琳 汤小琴
珠江，生来不羁，一江三源头，各成一派，终在南海迟迟相逢。充分的雨量供给，巨大的地势落差，造成了珠江区别其他大江的特点——“八门入海”。
最靠东的那条，正是虎门水道——它像一根伸出的食指，隔着伶仃洋里的浅滩，指向南头古城。七百多年前，文天祥兵败被俘，途经南头古城南部沿海，留下了“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慨然一叹。南头古城距离伶仃洋东岸仅一公里，从这里出发，历经1700余年的沧桑巨变，终于诞生出了一个举世瞩目的城市——深圳。
世界浪潮震荡下的“南头”
据文献记载，今深圳辖地，早在三国时期就出现了城镇。东晋咸和六年（331年），析南海郡东部设东官郡、置宝安县，两者治所位于今深圳南山南头古城一带，此为深圳地区建县之始。唐朝时期宝安县改名东莞县，此后八百年间再未改变。直到明朝万历元年（1573年），这个地区迎来了新一轮生机。
珠江的天然造化——八个入海口，让珠三角中的任何一座城市都可以成为直通世界的海港，因此，位于中国地理边缘、中央权力边缘、中原文化辐射边缘的岭南大地，在历史长河中，创造出了鲜明的岭南文化、海洋文化、改革开放文化，成了中西交流融合的一个窗口。
中国的航海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人们利用木筏、独木舟进行近海活动。在早期的行政区划管理中，海洋制造了天然的边界，近海海域的边界划分并未构建。直到明代，沿海省际、县际之间的海域边界才基本得以划定。
海域边界意识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回望中国的航海史，汉代以来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北宋时期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为中华民族走向海洋做了充分的准备。直至15世纪上半叶，中国航海史中出现了一个高峰——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而在半个世纪以后，迪亚士发现好望角、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麦哲伦船队完成环球航行，宣告“地理大发现”时代到来。
当资本主义萌芽逐渐从大陆走向海洋，然后蔓延至全世界，进而引发长达几个世纪的攫取海上霸权和海上扩张，位于珠江口的“南头”，在世界浪潮的震荡下，被时代的巨变推上潮头。
公元1573年，置县新安
珠江口海岸线曲折漫长，沿海岛屿星罗棋布，是作为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代表的古代海外贸易的重要走廊。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最为繁华，“市舶司”的完善，“公凭”的发放，推动着经济重心南移。
海上贸易的发展推动了沿海地区经济的繁荣，在山地多耕地少的沿海地带，一直存在着“走私”。1381年，明太祖朱元璋正式颁布海禁政策，目的在于切断民间与海外的经济联系，遏制敌对势力勾结。而这条禁令，在此后的几百年封建统治中，持续影响着中华文明的走向。
位于珠江口的南头一带，经常受到倭寇、海盗和番夷的不断骚扰，此地区也愈来愈显示出重要的战略地位。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朝廷在南头建立了东莞守御千户所，但震慑效果甚微。常年来的各种骚扰和战乱，致使南头百姓苦不堪言，直到隆庆六年（1572年），一个叫作刘稳的人出现，让南头有了转机。
刘稳时任广东参政兼提刑按察司副使，负责广东海疆的防御及安全。隆庆六年，刘稳来到南头，南头父老推举为人正直，经常为乡民排忧解难的乡绅吴祚向刘稳请求建县。吴祚陈情当地百姓的疾苦及图求保障的心愿，刘稳听后深受触动，行文呈总督两广军务兼巡抚、广东兵部右佥都御史殷正茂，经殷总督批准转奏朝廷。
明万历元年（1573年），明朝廷正式置县新安，县治设在南头古城，意为“革故鼎新，去危为安”。新安县辖地包括今天香港全部、深圳大部及东莞小部分地区，县治就设在南头。
在南头城参将府遗址出土的明朝万历年间刻制的《重修参将府碑记》，立碑时间为明万历癸未年（1583年），其中记载了明代东南沿海深受倭寇的侵害，为防倭患，在新安设立了南头寨，其最高长官为参将，以及参将府在万历十一年重建的情况。而在明万历九年（1581年）刊印的《苍梧总督军门志》所附海图中，清晰可见左上角标注了南头寨的位置，以及南头寨前海水域的标注：凡西洋船由此出入，可见这里不只是扼守珠江口的重要军事堡垒，更是中外船舶出海的交通要塞。
“粤东首郡，港澳源头”
在新安建县同一年，两艘“马尼拉大帆船”满载中国丝绸、棉布、瓷器等货物驶向墨西哥。而后成立的东印度公司，推动了中国瓷器在海外的繁荣。也是在1573年，广州于每年夏秋两季举行定期贸易集市（又称“定期市”），该项集市活动延续70年之久，“定期市”被史学家誉为中国最早的“广交会”。
明朝末年，新安县经历了多次开海和禁海调整，到清康熙元年（1662年），新安县域三分之二的地方被划入海禁范围，新安县名存实亡，后于清康熙八年（1669年）复设，但已难复繁荣盛况。而本属于新安县的香港，在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政府割让香港，直至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
在经历了迁海与复界，见证了割让香港的屈辱历史后，新安县于1914年1月，全国行政区域整编后复称宝安县。
1979年3月，广东正式撤宝安县，设立深圳市。
198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成立。而后的四十余年间，深圳以其惊人的发展速度和创新精神蜕变为一座国际化大都市，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之一，正所谓“粤东首郡，港澳源头”。
或许这一切都可以从公元1573年设县新安说起，但历史无法回头，只是让潮水不断向前奔涌。就以一杯泸州老窖酒，敬中华民族从陆地走向海洋过程中经历曲折仍不懈追寻，敬公元1573年人类世界中所发生的那些壮举与奇迹。
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县
文/丁时照 整理/谢若兰
我一直认为，新安县是中国历史上的独一无二。我国有两个新安县，一在河南，一在广东。一个已经消失了，一个依旧奔流不息。
消失的新安在广东，具体而言，辖地包括今天的深圳及香港地区。由于倭寇与海盗频频侵扰东南沿海，明朝开始实行海禁。经南头乡绅的提议，在广东海道副使刘稳的支持与筹划下，明朝万历元年，从东莞县析出新安县。
广东新安县虽然已经名之不存，却以一县之境的母体，产生了两个世界级的大都市——香港和深圳。香港的特点是开放，深圳的特色是改革。深港两地的文化基因有迹可寻，都指向历史上的新安。
“新安”之名取“革故鼎新，去危为安”之意。以现今的眼光视之，新安有两重含义，一是安全观，二是改革观。香港的开怀向洋，深圳的改革创新，或许与此有关。
新安建县于明朝万历元年，属于公元1573年。要记住这个时间，可以参照泸州老窖旗下的一款白酒品牌——国窖1573。也是在这一年，泸州老窖始建酿酒窖池群。既无岁月可回头，且敬时光一杯酒。
深圳自古都是边防重地。有防必有攻，攻防谓之战。所以，作为海疆的历史深圳，一直不消停。明清两代，这里发生了两场海战，皆大快人心。明代是屯门海战，清代是九龙海战。
屯门海战发生在明代，它的指挥者，是时年56岁的广东海道副使汪鋐。“屯门”北起深圳南山区，南至香港九龙半岛沿海大部分，包括前海湾、后海湾、伶仃洋等，是“佛朗机”（明代对葡萄牙人的称呼）最初占据的地方。
葡萄牙的战船体形巨大，火炮射程远，命中率高。汪鋐在南风大作的一天，率军士4000人众，船只50余艘攻打葡人船队。先将填有膏油草料的船只点燃，火船快速冲向葡人船只，迅速燃烧起来，葡人大乱。汪鋐趁机派人潜入水下，将未起火的葡人船只凿漏，葡人纷纷跳海逃命。汪鋐命军士跃上敌船与葡人厮杀，葡人大败。最后剩下三艘大船，趁天黑逃走，中国收回被葡人盘踞的“屯门岛”。其后20年间，中国典籍中再没有佛朗机侵扰广东沿海的记录。
屯门海战打响了中国人民反抗西方殖民者侵略的第一枪，也是第一次取得胜利。最主要的是，汪鋐仿制佛朗机炮装备明军，实现了武器的迭代式升级，是中国最早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人。九龙海战发生在清朝，它的指挥者，是大鹏营参将赖恩爵，领导者是湖广总督、钦差大臣林则徐，对手则是英国海军上将查理·义律。
在中英问题上，义律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它因鸦片贸易问题，促使英国对清廷宣战，引发第一次鸦片战争。他派兵占领香港，在岛上升起英国国旗，出任香港行政官。1839年9月4日，义律率领兵船2艘、货船3艘到九龙海岸以索食为名，炮击九龙山师船。正在巡洋的大鹏营守将赖恩爵受到出其不意的攻击后，随即指挥水师船和九龙炮台开展反击，义律乘坐的“路易沙”号主帆被击中“在漩涡中滚转，夷人纷纷落水，各船始退。”下午5时，义律又调来主力舰“窝拉疑”号及武装船“威廉姆堡”号参战，丝毫没占到便宜。下午6时30分英船逃回尖沙咀，九龙海战以我方的大胜而告终。道光皇帝在奏章上朱批四字：“可嘉之至”。
九龙海战是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系列反侵略战争中的第一仗。赖恩爵将军的故事远未休止。九龙海战后，他因战功升任南澳镇总兵。1841年，英军对虎门要塞发动总攻，年逾六旬的守将关天培和400多名将士一同殉国。赖恩爵继任广东水师提督，皇帝连下三道圣旨，召其进京，他三次上表辞谢。
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由中英双方于1842年签订，标志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束。该条约主要规定了中国开放新的通商口岸、割让香港岛等内容，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关税主权，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848年，赖恩爵病逝，终年53岁。道光皇帝闻讯，谥封为“振威将军”。他的府第——赖府的大门额上至今贴有道光皇帝御笔钦题的“振威将军第”。大门两旁贴有道光皇帝御赐对联“秀一鹏山开泰运重班凤阙迓鸿庥”。作为保家卫国的赫赫武将，看到朝廷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他深感奇耻大辱。在去世前，他将子孙叫到床前，留下遗训：“吾忧朝廷腐败而忧，吾乐收回香港而乐！”
经过148年之后，也就是1997年6月21日，散居世界各国的百多位赖氏后人，不忘祖训，纷纷回到大鹏古城。在赖恩爵将军第，悬挂了一幅红色牌匾：“还我祖愿”。9天之后，香港回到了祖国怀抱。时间如刀，减去多余，留下精粹。
作者简介：丁时照，深圳报业集团党组书记、社委会社长。
1573年的世界与中国
文/纪连海 整理/牟雪莹
理论上说，与任何一年一样，1573年，也应该是历史上极为普通、平凡的一年——无论是中国史也好，世界史也罢。但实际上，1573年却是历史上热闹非凡的一年——无论是中国史也好，世界史也罢。
在中国，前一年即位为帝的明神宗朱翊钧在这一年改元万历，从此开始了中国明朝的万历时代。万历元年，明朝的战事不多，此时的中国，大体安享和平。天下承平日久，社会日益繁盛，这本是开国皇帝朱元璋极为乐见的局面。
但与朱元璋所期盼的那种自给自足的乡村社会不同，此时的明王朝已经繁衍成为一个城市商业社会。由于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日益松弛，使得商品经济不仅仅在城市和乡镇扩张，同时也蔓延到乡村。这一时期，白银几乎成为一切经济活动的润滑油和助燃剂，使得庞大的农业帝国内出现了一个相对成熟的商品社会。而能够证明这一点的最好证据就是泸州老窖恰好是从这一年开始形成规模酿酒窖池群而流传至今，最终成就了中国著名的白酒品牌——国窖1573。
我们由此可知，1573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矛盾的时代。问题在于，这一年的世界怎么样了呢？
这一年，世界的主要国家在动荡中前行。动荡的结果，世界的格局得以完全改变——只是，当时的人们不知道而已。
波托西的崛起见证了
贪婪的西班牙最为繁盛的时代
欧洲经济的变化，首先要从新航路的开辟者西班牙说起。1492年哥伦布航海来到美洲之后，西班牙人征服了地广人稀的美洲地区，并在这里肆无忌惮的抢金夺银。16世纪中叶，玻利维亚中南部海拔5000米的波托西山发现了富有的大银矿，引起了震动全欧洲的、持续两个世纪之久的“白银热”，高原之城波托西也随之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之一。仅仅28年，波托西的人口从1545年的1.4万人增至1573年的12万余人，与当时伦敦的人口一样多。从16世纪中期至18世纪中期，波托西是美洲大陆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中心之一。
安土桃山时代的到来证明了
封建时代的日本统一尚需时日
安土桃山时代是1568年至1600年之间的日本历史，又称织丰时代，是织田信长与丰臣秀吉称霸日本的时代。以织田信长的安土城和丰臣秀吉的伏见城（又称“桃山城”）为名。此时，日本出现了强大的军事领导者。1573年，织田信长战胜了当地的大名，放逐了最后一个足利将军，开创了历史上的安土桃山时期。
法国的战争体现了
宗教宽容原则的艰难
1573年，法国蒙彼利埃的天空中出现了一个肩膀上披着世界地图的人，嘴里喊着Vigilate&Orate（拉丁语，意为警惕和祷告）。胡格诺战争，是法国各派政治势力围绕天主教派同新教胡格诺派之间的对抗而引发的战争。战争从1562年到1598年断断续续地进行，主要的共有7次。这些战争是两大教派的封建主们借着宗教纠纷而掀起来的，实质上则是为了争夺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胡格诺战争让正处于上升期的王权濒临崩溃，贵族分裂势力抬头，使法国进入无政府状态时期。但战争结束后，王权得到振兴，为法国后来的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同时，战争也给法国经济带来了严重破坏，造成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商业停滞等问题。
不管如何，1573年的世界在动荡中前行，但是从那个时候留给我们的似乎只有眼前的这杯酒。
(注：本文根据2011年3月6日“1573的世界与中国”国际研讨会上纪连海演讲整理，较原文有删改）